霍尔：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，互联网至少分解成了四个，分别代表四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，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持。分别为：硅谷青睐的不受监管的“开放互联网”，受监管的 “资产阶级互联网”，监视和寡头垄断的“商业互联网”，以及中国为代表的“威权互联网”。

互联网已通过其最常见的形式——万维网，陪伴了我们中大多数人四分之一个世纪。它看上去就像电力或饮用水一样可靠，并被认为是一项关键基础设施。但互联网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牢固，它取决于幕后一些微妙的制衡，在那里，人们在应对科技问题的同时也顶着政治风暴。

尽管一些评论人士已开始谈论“分裂网”(splinternet)——它将网络世界划分为美国和中国的势力范围，但我认为这低估了分歧的严重程度。事实上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，这个整体的、不变的互联网至少分为四个。

正如我的同事基隆•奥哈拉(Kieron O'Hara)和我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，互联网是对硬件、软件、协议、标准、组织、数据库、安全性、电信等等事物的精密而复杂的安排。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系统，它还具有社交性，是全球半数人口参与的一种大规模、错综复杂的交流。这些人常被错误地称为用户，其实正相反，他们是这一对话的参与者。互联网影响着社会，社会也影响着互联网。

为什么是四个互联网，而不是400或40亿个？有四种意识形态特别具有影响力，原因是它们得到了国家级行为人的采纳，这些行为人有资源推动自己的种种愿景，为它们背后的科学技术提供资金，而且关键的是，将它们“卖给”盟友。

这四个互联网目前共存于一个不安定的和平中，里面甚至还住着一个寄生虫。但它们没有实现平衡，其中一两个可能会出局，另一两个成为主宰，改变在线公共空间，继而对政治、商业和公民社会产生影响。

互联网有两个主要技术要求：去中心化——没人总管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；以及识别——通过唯一的互联网协议地址。原始的互联网——我们称为硅谷的“开放互联网”——欢迎去中心化，以及它带来的开放和自由。

但身份识别系统已导致隐私受到威胁，开放性让网络喷子和假新闻得以滋生。因此，布鲁塞尔和其他地方的批评人士要求一个规规矩矩、受监管的“资产阶级互联网”。

第三，还有一个“商业互联网”，尤其受到唐纳德•特朗普(Donald Trump)政府和华盛顿其他政策制定者支持。他们珍视监视和寡头垄断所方便的创新，却抵制西海岸的愿景。

第四个是北京倡导的“威权互联网”，他们利用互联网监督和操纵社交互动，以应对安全、社会凝聚力、健康、交通运输或气候变化问题。

我们不能漏掉那只寄生虫：无政府主义的黑客行为准则与偏执的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，利用互联网散布不信任。它并不关心在哪个互联网上发钓鱼帖，只要有个互联网就行。

然而，威权互联网是真正的难题。所有的政府都希望通过操纵制造出好的结果，互联网是将公民行为朝某个方向“推动”的强大工具。但推动和社会凝聚力可能会演变为控制和镇压。最终，互联网至关重要的开放性就可能受到威胁。

科技趋势现在让这变成一个问题。我坚信，人工智能可以是一支向善的力量。人工智能算法是由网络、电商和社交网络创造的所有数据推动的。在欧洲，数据受到高度监管，欧洲也是一个分裂的市场。而在美国却不是这样，相应的优势让其私营部门受益。在中国，数据监管非常不同，中国的私营科技巨头还要遵守共产党和政府的路线。

中国政府重视开放互联网的某些方面；社交网络经常让政府注意到问题。然而，一旦注意到，中国政府会迅速采取措施关闭对话。中国政府还试图通过一些机制利用社交网络的力量，这些机制利用社会信用体系对中国民众进行评分。

中国已在利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在其势力范围内修建基础设施。我们可能很快还会看到一个信息超高速公路倡议，按照这个倡议，互联网有可以成长的空间，将非洲（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巨大）和印度纳入进来。过去几年，中国科技公司已向印度初创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，印度的Aadhaar ID系统几乎是专门为威权用途而建的。甚至苹果(Apple)和谷歌(Google)在其数据处理和服务方面，也向中国的压力屈服了。

这不是在主张反对中国。中国政府有权用它认为合适的方法来监管，并且所有的政府都认为威权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吸引力的。一个把人放在首位的蓬勃发展的互联网，应利用所有这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偏好。

我们需要承认这种多样性，同时努力确保标准保持开放且治理符合普遍原则。如果科技尊重社会固有的价值观，那么它就能够推动各个社会的独立性和稳定。

本文作者是南安普顿大学(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)计算机科学皇家教授(Regius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)。南安普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基隆•奥哈拉对本文亦有贡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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